中国当代艺术患上“策展疲惫”症（作者：张桂森）

　中国的当代艺术像个早熟的孩子，在被打了几针疫苗之后，免疫能力也渐长，好像急于证明自己不是被“吓大”的或者就是被“吓大”的。第一次是“批评时代”风尘仆仆地到来，让中国当代艺术这个“新生儿”有点害羞和焦躁；但是不巧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一声“策展时代”差点没把人吓得人心惶惶，但还没来得及惶恐，声音就早已消散，依稀只剩回声。霎时，“策展人时代的终结”闻声而来，又有“个展时代”、“博览会时代”甚嚣尘上。 怎一个快字了得！

　　毕竟也有N个时代的“沧桑”经历了，二十出头的中国当代艺术不算“老成”，按说也理应称得上有历史的，不然就不会有今年的“89现代艺术大展回顾展”。姑且算有，那么中国当代艺术史肯定就是一部展览史。远离了“集体主义”式的群展的当代艺术似乎想证明自己翅膀足够硬了，纷纷以不亚于群展的浩荡之势，搞起了气势磅礴的个展。大概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开山之作“85新潮美术回顾展”之后，就很难再见到大群展，而双年展、三年展这样的大展也早就很难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了。似乎能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艺术家个人回顾展或者艺术家大型个展了——黄永砯的“占卜者之屋”，蔡国强在美国古根海姆的“我想要相信”，乃至王度、汪建伟、吴山专、邱志杰、展望、杨福东、宋冬、张小涛等等这样的中青年艺术家的大型个展让人目不暇接。基本上，从群展到个展的过程，透露给人的一个信息是，人们记住了大群展的策展，而在大型个展中，策展慢慢在弱化。

　　大展策展人屡遭质疑

　　从哈罗德•塞曼（Harald Szeemann）开始一直到现在，独立策展人这个概念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道路，塞曼为策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他把后现代很多的理论转化为有效的工具，把美术馆的墙打开，把双年展打开，把博览会也打开，策展同时到达了所有的这些地方。塞曼两次策展威尼斯双年展都载誉而归，为何今天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却屡遭非难？

　　策展人冯博一认为是策展模式出了问题，他举例说去年的广州三年展有170多个艺术家参加，规模之大，但经费有限，展览效果并不是特好，有点看不过来，而且“作品跟大规模的主题展的主题联系不紧密，容易视觉疲劳”。他又提到双年展、三年展在五年前，在中国属于比较“时髦”的，而现在国内的双年展，大家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大，因为策展方式陈旧，大家厌倦了。纵观全国美展，中国美协做到了第十二届全国美展，他们的模式60年不变，这是不是也有问题？

　　冯博一进一步举了上海双年展的例子，“上双一直在关注城市化问题，连着做了几届。我曾经提过一个方案：能不能把展览分为几个点展出，比如代表城市化的时尚商店、超市、咖啡馆、酒吧。我选10个点、20个点，而不是只把展览集中在美术馆来做，就是散落在一个城市空间的概念，应该会很有意思，尽管实施起来难度很大。”

　　的确，为什么只要一个策展人，为什么不可以挑20个有代表性的策展人去做一个双年展，每人做一个，竞争看谁做得好。这样就会有做年轻的，有做传统的，有做学院派的，这是一个生态。

　　个展打响新一轮的竞赛？

　　而回过头来，近两年，明星艺术家纷纷举办个展，尤其在2008年，个展的场面一个比一个大。从黄永砯的“占卜者之屋”，到蔡国强的“我想要相信”，乃至张洹、王度、汪建伟、吴山专、邱志杰、展望、杨福东、宋冬、张小涛等等这样的中青年艺术家的大型个展。艺术家张小涛表示，在群展里，策展人的意图更多一点，而个展有利于策展人与艺术家的深度交流。他觉得艺术家纷纷举办个展是有一个共通性的，是资本和艺术家的创造性，与这个时代特有的特征，所以大家会想去做一种气势恢弘的、深厚的东西。近几年，每个人的工作室跟市场的膨胀成正比，画廊也都一一向美术馆规模看齐，个展恰好反映了这种变化。

　　策展方式的出现，带动了美术馆、双年展等展览方式的变化，也必然地带动了巴塞尔的变化。而巴塞尔对此变化专心研制了独家秘方——“艺术无限”、“艺术宣言”单元，这些单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双年展，一个无主题双年展。对于艺术家而言，作品展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是他们最关注的，这就是策展到最后成为大问题的一个根源。所以如今的巴塞尔博览会有独立的单元，呈现比在威尼斯双年展来得独立、完整。但策展人顾振清表示，无主题展同样存在着问题，“无主题展览其实是一种拼贴、并置和堆积。它的诉求是一个功利的诉求，因为它没有文化针对性，可以包容很多东西，那么就可能混杂着很多东西，包容性必然带来混杂性。声音多元了，有可能就是过分喧哗。无主题展可能在一时的规定性的语境中起作用，但是它仍然是缺乏目标的，没有靶子的。”

来源：网络